在胡中藻的诗中有哪些关与文字狱？？
一。乾隆一朝是所谓康乾盛事的最辉煌时期，如果我们能客观的看待民族问题的话，如果我们对比前朝来看的话，这一百多年无疑应是中国历史上武功与经济极其繁盛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奠定了中国后来四万万人口的基础，也奠定了现有中国版图的基础。然而我们再横向的与它国比较，就会发现我们依然在农业社会与极权政治这个层面翻卷，即便是此后的太平天国革命也没走出这个怪圈，即便是49年后我们依然在这个怪圈的边缘徘徊，何况三百年前的满清，作为统治者，从私心与私利来考虑这太无可厚非了，然而这个私却让四万万人民饱受了后两百年的屈辱与自由的被剥夺…… 胡中藻案在满清一系列文字狱案中有其特殊性，它是因廷臣之间的结党立派而遭祸，不知为何党派在欧洲能形之成还不算坏的政治制度，而在王朝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千百年来就没有发现党派所隐含的积极意义，如果说中国的政治之术相较于西方中世纪来说是早熟，那至于此却又显得低能。 胡中藻是江西新建县人，1736年考取进士，会试时候，正是额尔泰的正考官，因而无形中便成了额尔泰的门人，而额尔泰为了与张廷玉争权夺势自然对自己主考的那一届进士们多加擢用，以形成自己的势力。额尔泰其实是个著名的武将，雍正朝时候曾经南征北战，立有功勋，但其又极有文采，因而在雍正朝与乾隆亦主持文坛，他身为翰林院掌学士，自然主持会考之试他义不容辞。 乾隆亲政后，额尔泰与张廷玉共同主持军机处，乾隆此时已经看出满、汉之臣结党之苗头，因而屡次训诫廷臣勿结党勾私。1740年乾隆在一个谕旨中说：“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额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额尔泰是乾隆七年被揭发与鄂容安结党营私而遭祸，为此乾隆虽处理他甚轻，并未投其入牢狱，而且仍留原任，但是额尔泰却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终致心病，不久便死了。 额尔泰死后，胡中藻出任陕西学政，广西学政，似是并未受额尔泰结党营私案牵连。然而当他自以为可以告老还乡，安度晚年之时，却因自己的《坚磨生诗钞》而遭罪。早在额尔泰尚未失势前，乾隆已经注意到了额党里的胡中藻，对他的《坚磨生诗钞》里的若干词句颇有不满，而且胡中藻此人的政治敏感性也不强，作为文人他应知道帝王最忌讳勾党结私，然而他却以额尔泰门生自居，攻讦张廷玉一派，且常常与额尔泰之侄子――甘肃巡抚鄂昌常相唱和，吟诗做赋。 1755年2月，乾隆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期间所出的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卫哲治查出胡中藻试题及唱和诗三十六首及文一本呈奏。其后乾隆又密谕陕甘总督刘统勋乘鄂昌去安西之际，亲往兰州巡抚府搜查，将其与胡中藻往来书信与应合诗文一并搜查封固呈送京城。2月13日，乾隆召谕大学士以及九卿，痛斥胡中藻“诋讪怨妄”，“非人类中所应有”他的“悖逆之词”比查嗣廷、曾静、吕留良等人还要多。指斥胡中藻诗句“一世无日月”为影射清朝统治的黑暗；“又降一世夏秋冬”为诅咒清朝将为新朝所取代；“一把心肠论浊清”，是把浊字有意加在清的国号之上，对朝廷进行攻击；“亦一天之子亦莱衣”，被认为在天子句中用两个亦字是对乾隆的大不敬，悖慢之极……在胡中藻任学政期间所出的试题中乾隆也无端揣测出了一些端倪，如以“乾三爻不象龙说”为题是对乾隆的讥讽诋毁，此外“鸟兽不可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试题也都被认为有意妄有所指，别有用心。 乾隆编织了胡中藻一系列悖妄之论后，认定这乃叛逆之罪，下令有司与有关廷臣共同逐节审定拟呈具奏。有司以胡中藻“大逆罪”判凌迟处死，嫡属男16岁以上者皆斩立绝。然而乾隆接到有司所判后却假仁假义道，“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奈胡中藻所刻《坚磨生诗钞》连篇累牍皆为谤讪诋毁之词，而不得不申明宪典，以儆效尤”为了显示其宽容仁慈，乾隆格外开恩，免胡中藻凌迟处死为“著即行处斩，以为天下后世扃戒”，鄂昌亦被赐死，早已经成灰的额尔泰灵位也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以为大臣植党者戒”。 胡中藻案表面上与查嗣廷案类似，以帝王不满其题试以及诗文为治罪之实，实是乃因胡结附权贵，营私勾党而祸，胡中藻作为当时较有影响的文人，乾隆打击胡中藻一来可以钳制汉人的华夷之论，二来警戒结党营私者，可谓一石二鸟之策。 乾隆作为十全老人，盛世明主，其一生所犯之滥杀文人，好大喜功之恶疾亦非常之多，我们将历史的视界放大，退后几百年再来审视其所作所为无疑将其列为暴君亦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还原历史的本真，从其当时环境所考虑，为了巩固中央极权，其所作所为便如我们现在喊“和谐社会”的口号一般，又有何疑问的呢，总之自由是被践踏在权力脚下的…… 二。胡中藻获罪与乾隆文字狱 胡中藻是清代江西新建人，号坚磨生，曾官至内阁学士，胡中藻是鄂尔泰门下最得意弟子。鄂尔泰在雍正乾隆两朝是大名鼎鼎的上书房大臣/军机大臣。胡中藻最终是因为文字狱而被杀掉。 在我们的印象中，清代涉及文字狱的很多都是民间的文人，而象胡中藻这样的官吏被杀头的并不多见，之前有个官吏徐俊也是因为“清风不识字何顾乱翻书”而被杀头。 拜乾隆的文字狱“所赐”，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找到胡中藻作品《坚磨生诗钞》完整的内容，我们只能通过胡中藻获罪的部分词文中看到一斑。 1、“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日月凑到一块儿是明，乾隆认为诗词中有怀念前明的意思。 2、“一把心肠论浊清”——清是国号，乾隆认为把浊字放在国号上前，是有意侮辱国号。 3、“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乾隆认为有搞南北分裂的嫌疑。 4、“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这是讽刺他朝门不开，不进人才。 其实从以上的胡中藻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字被归于叛逆是很牵强的。有一些人认为，胡中藻获罪，这跟清朝党派政治斗争有关，胡是鄂尔泰的门人，当时清朝中有张廷玉和鄂尔泰这两个军机大臣之间的争斗。胡中藻诗词引起乾隆的注意，这跟张党门人的鼓噪是分不开的。 但是我以为，无论过程如何，最终的结果都是乾隆大搞文字狱思想造成的。 我不否认作为皇帝的乾隆在某些方面的杰出，但是我认为，乾隆人生中最大的污点之一就是大搞文字狱。或者说大搞文字狱是乾隆思想专制的重要体现。 作为一名王朝皇帝，乾隆关心的是如何保证王朝统治的稳固、皇权的延续。他不明白，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进步，那么就应该坚持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乾隆的思想局限性是几千年王朝专制文化延续的必然结果，乾隆和当时的满汉贵族们，是这一文化的忠实学徒. 三。论胡中藻诗狱 -------------------------------------------------------------------------------- 【作者】唐弢 我曾写过一篇叫做《文字狱》的文章，里面涉及胡中藻，以为胡氏原是道地的奴才，决不会心存种族之见的。后来又见到一篇同题的文章，作者以为胡中藻虽然没有“民族色彩”，但他的诗却“颇有反清的思想，而且嘲笑咒骂得很妙”，他举了“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朝展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今朝见，且把壶(胡)儿搁半边”等等的诗出来。 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现在恐怕找不到了吧，里面的事实如何，我们也无从知道。不过从乾隆的上谕里，还可以看到所摘的诗句。乾隆认为大逆不道的，第一件便是那书名，说是：“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般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至于所摘的诗句，我现在姑且抄一些在下面，把乾隆认为叛逆的理由，也约略加以说明。 (一)“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乾隆的意思，以为清朝自从定鼎以来，承平熙嗥，远过汉唐宋明，而竟谓又降一世，这是没有人心。 (二)“一把心肠论浊清”——把浊字放在国号上。 (三)“天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指其挑拨汉满之见。 (四)“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暂歇南风竞”——责其两两将南北分提。 (五)“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武皇为失倾城色”，“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因用词用典，和诗题无涉，指其寓意讪谤。 (六)“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造谣。 (七)“人间岂是无中气”，“不为游观纵盗骊”，“三才生后生今日”。——词意狂悖。 (八)“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頫首同”，“周王淠被因时迈”。——前者寓山河蒙羞的意思，后者用昭王南征事，意存讪谤。 (九)“亦天之子亦莱衣”，“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三个亦字，“悖慢已极”。 (十)“青蝇投吴肯容辞”，“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前一句讥听信谗言，后两句讥不赈灾祸。 (十一)“并花已觉单无蒂”，“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遭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这几首咏孝贤皇后之丧，对于帝后，直斥日其夫其妻，而且君父人之通称，君比父尊，而胡诗以君比父，所以是丧心病狂。 (十二)“得免吾冠是出头”，“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张，除是脱韫锁”，“一世眩如鸟在鲅”，“虱官我曾惭”，“天方省事应问我”，“世事于今怕捉风”，“琐沙偷射蜮，馋食狼张箕。”——这些都是怨怅之语。 以上所引的诗，是乾隆从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里摘出来的，也就是胡中藻所以得到杀身之祸的悖逆的证据。据我看来，胡中藻不但没有什么种族之见，连一点可以令人首肯的讽刺也没有。他的那些诗句，有些是要卖弄才情，故意用几个险韵，僻典，以及和题目不相连涉的词儿；有些则是故作牢骚，好像自己的大才被埋没了似的。至于“斯文欲被蛮”，“谁知生色属裘人”几句，我疑心指的是鄂昌，而且还是推崇的意思。 不然，胡中藻念念不忘于鄂尔泰，天天和鄂昌辈相酬答，难道就忘记了他们也正是鞑子吗? 至于某先生所举出来的“清风不识字，何事(得)乱翻书”，是雍正朝庶吉士徐骏做的。“明朝展(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今朝(重相)见，且把壶(胡)儿搁半边”，是徐述夔《一柱楼诗》。一前一后，与胡中藻毫无关系，不知是否误记? 其实胡中藻并无什么种族之见，乾隆肚里，也是昭然的。他所摘出的诗句，和所定的罪状，都非常勉强，一望就知道出于罗织。只有“记出西林第一门”那一句，才真是乾隆寄恨的所在，这和他的几次三番禁止大臣立党的谕旨，是暗相合拍的。所以胡案审结具奏，乾隆御批，就撇开种族纠葛，只讲门户之见了。那里面说： “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熙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辈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大臣立朝，当以公忠体国为心，若各存意见，则依附之小人，遂至妄为揣摩，群相附和，渐至判若水火，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 倚附师门，甘为鹰犬，这才真是胡中藻的罪状，而也就是我所说的奴才们的末路。 清朝的文字狱，有许多都有着弦外之音，例如查嗣庭之于雍正，并非因为出了“维民所止”的题目，割去了“雍正”两字的头，倒是因为他原是隆科多的旧属；沈德潜之于乾隆，也不是因为“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的咏黑牡丹诗，而是因为他把代替乾隆修改或捉刀的诗一并收入了自己的集子，戳穿了西洋镜的缘故。胡中藻的诗狱，不过是这种情形里的一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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